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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行动关键在发表“文章式新闻”

发布时间:2013-02-05

媒体行动关键在发表“文章式新闻”:

      盛康埋刮板输送机厂技术与您分享:本文为12月28日南方都市报社论,在12月份写作的社论中,这篇是我个人比较满意的,另外一篇莫言话题的《莫言讲故事:诉说个体经验与公共记忆》也较为满意,12月份大致如此。

发生在河北南皮县的官员扣留采访记者一事,这两天令无数人为之唏嘘。此类现象在当下中国并不新鲜,但愈是如此,其悲情色彩就更为浓厚,因为每一次记者遭遇无故扣留,都意味着权力对社会监督的粗暴干预。
和过去类似现象不同的是,此次南皮官员扣留采访记者表现得颇为“文明”,从已知的消息看,双方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,相反,自始至终似乎都充满了“友好协商”的氛围。不过,此友好不值得围观者兴奋,暴力固然可憎,但利诱的软暴力,糖衣炮弹的协商也值得警惕。

南皮官员扣留采访记者,“谈心”取代暴力,告知对方如果放弃采访,将获得一万元的“封口费”。是的,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发生在媒体行业的暧昧桥段,地方官员就是用这种赤裸裸的并看似行之有效的方式,对待媒体的监督。

更让人惊叹的是,这种试图免于揭露与批评的努力,竟然以公文的方式堂而皇之地表达出来。

在承诺给对方“封口费”后,一份盖有公章的说明书被传送到记者的所在单位,隐晦地表达了其立场,对方解释扣留记者的做法,称“我单位因无任何可圈可点的工作事项,故无需有新闻媒体发表文章式新闻”。此解释颇为滑稽,“文章式新闻”的说法让人不知所谓,然而将心比心,我们不难理解,其或为“深入报道”之意,更进一步理解其用意,显然关键在于对被监督被曝光的不情愿。

任何个人和单位出于自利的考虑,经常都不愿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,更害怕成为“文章式新闻”的主角,然而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,媒体就应该将聚光灯深入到那些不为人所知的阴暗角落,能否发表“文章式新闻”,能发表多少“文章式新闻”,恰恰是评判媒体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准。记者的笔端不能停留在街谈巷议,街坊的喜怒哀乐、明星的八卦趣闻、小资们的时尚品位,这些固然是现代社会媒体的关注点,但若只是局限于此,恐怕不足以满足民众的期待。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、矛盾多发期的中国社会而言,媒体的责任显然主要不在于引领一批盲目的消费者,他们应该匡扶正义,倾听农民工的心声,挖掘黑砖窑的故事,做社会的瞭望者。

常识是如此苍白,又是如此遥不可及。当南皮县官员以“无任何可圈可点的工作事项”为借口拒绝记者采访,他在为部门危机公关的同时,也暴露了一种颇为广泛的偏见,即在很多人尤其是政府部门看来,媒体的责任主要在于宣传政府工作,报道放大那些“可圈可点的工作事项”。长期以来,媒体的确充当了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,亦为各方消除分歧、建立共识贡献自己的价值,但如果狭隘地将媒体的角色理解为帮政府代言,则不啻为一个笑话。这种媒介观恰如《桃花源记》中远古遗民的世界观,至于对媒体的理解,套用其中的话便是“乃不知有监督,无论批评”。

我们期待在政府和媒体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,通过媒体的有效监督,让权力运行更规范。要实现此抱负,政府部门的开明、宽容态度不可或缺。在此次南皮官员扣留记者事件中,到目前为止,我们获知当地领导与记者“谈心”,“介绍情况”,并表示是“一场误会”,沧州市国土资源局已建议南皮县局党组免去扣留记者官员的职务,而记者则已被“礼送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沧州市国土资源局表示,将责成南皮县局认真调查,并将调查结果告知记者所在单位。这意味着,尽管恢复了人身自由,但记者采访仍未能展开。

媒体不会幻想依靠一己之力推动社会变革,它能做的,就如政治学者波普尔所提及的致力于“零星社会工程”建设,依靠一个个细微的行动,与各方携手进步。具体而言,就是发表一篇篇“文章式新闻”,让权力运行和民众行为更理性,故此,河北南皮不应止于释放记者。